武夷山有什么特点

武夷山属典型的丹霞地貌，是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

武夷山是三教名山。 自秦汉以来，武夷山就为羽流禅家栖息之地，留下了不少宫观、道院和庵堂故址。武夷山还曾是儒家学者倡道讲学之地。

武夷山主要分布了前震旦系和震旦系的变质岩系，中生代的火山岩、花岗岩和碎屑岩。

武夷山保存了地球同纬度带完整典型、面积巨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发育有明显的植被垂直带谱：随海拔递增，依次分布着常绿阔叶林带、针叶阔叶过渡带、温性针叶林带、中山草甸、中山苔藓矮曲林带、中山草甸5个植被带。这样的森林环境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珍存。武夷山保存了地球同纬度带完整典型、面积巨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发育有明显的植被垂直带谱：随海拔递增，依次分布着常绿阔叶林带、针叶阔叶过渡带、温性针叶林带、中山草甸、中山苔藓矮曲林带、中山草甸5个植被带。这样的森林环境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珍存。 　　2010年春天，我到福建武夷山采访。刚从机场出来，当地的朋友就把我拉到了市区的一家酒店。这个小镇一点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却是一个充斥着旅游气息的地方：硬木家具、根雕、茶叶几乎成了武夷山市的商标，这个被称作“生物的王国”究竟会是怎样的？ 　　在中国东南部，夏季受到湿润气流和季风的影响，能够带来充沛的降水。在这个基础上，夏季的武夷山山脉温暖多雨，云雾缭绕，这样的环境使得这里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不仅如此，武夷山一直存在着一个非常奇怪的生物学现象——这里分布着很多“本来不应该在这里生存的物种”。根据“中国动物地理区划”来看，由于地理上和气候上的阻隔，没能让各个区系的生物在进化上有相似之处，所以不同区系的物种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但在武夷山的历史调查中，地处东洋界，却发现了古北界的物种。 　　20世纪30年代，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克利福德·波普（Clifford H. Pope）在中国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爬行动物研究和标本采集，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武夷山山脉。他与同来的相关专家把在这里发现的大量物种的模式标本标注成“挂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挂墩是中国古北界与东洋界最圆满的交汇区域。 　　武夷山山脉生态学的第二个特点是——栖息在此地的动物种类之多。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科考资料，这里的哺乳动物占福建省总量的63%，鸟类是全省总量的52%，爬行类占63%，两栖类占73%。形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武夷山独特的地貌——充斥着高耸入云的山脊和深不见底的山谷，形成了多样化海拔的复杂环境，这样可以使很多对环境要求苛刻的小群物种在这里寻找避难所，躲过了第四纪冰川。这也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生物学研究者在武夷山这片大森林里如饥似渴地寻找新物种的原因。 　　在武夷山进行生态拍摄，我延续着自己的老习惯，沿公路徒步5公里是寻找拍摄地的最佳位置。即便是在不乏人烟的桐木村边的公路沿线，只要是没有皓月当空的暗夜，就能够找到不少蛇类和蛙类。在抵达保护区的当晚，我们开始徒步寻找。仅1小时，就遇到了5种蛙类和1种蛇类。 　　第二天一早，我们驱车沿着809国道蜿蜒向南，慢慢爬上先锋岭，站在瞭望塔上，周围一片临海。在先锋岭的附近，有两个最著名的地方：一个是挂墩，另一个就是大竹岚。最早在学术意义上“发现”了大熊猫和麋鹿的法国传教士阿尔芒·大卫（Armand David）于1873年进入武夷山采集动物标本。在采集期间，仅仅在挂墩一带被发现和采集的脊椎动物新种就有62种。这些为了确定新物种的发现，呈现其特征以进行细分而获得的标本被认定是“模式标本”。在当地山民的帮助下，当地的很多物种都被制作成了标本，并源源不断地被送往西方的博物馆，极大地丰富了西方世界的动物学知识和标本数量。模式标本的采集者名字被分类学家赋予生物学“二名法”名称，以表达对采集者的尊重，而采集地点则会作为重要区别信息留在物种的名字中。因此，1929年由波普发现的挂墩角蟾的二名法名称就是“Xenophryskuatunensis”。 　　与挂墩同样著名的是武夷山的大竹岚，这里不仅是西方生物学家和传教士的重要昆虫标本采集地，也是中国科学家在抗战期间的重要标本采集地，被称为“昆虫的世界”，1941年～1945年，很多著名生物学家在保护区范围内采集昆虫样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到访过大竹岚，在当地村民的全力帮助下，共采集昆虫标本60万号之多。 　　挂墩只是大山里的一个村庄，弹丸之地，如何能集中那么多的物种？不免让人生疑。后人推测，或许为了急于求成，西方的生物学家以重金号召挂墩村民去收集当地的物种，以至于当地村民放弃耕田，导致茶园废弃。这些村民满山遍野到处采集，很可能导致采集点并非是出自挂墩，或是在大竹岚等其他地方。 　　从先锋岭上望去，大竹岚只是远处山坡上的一片竹海，那里没有村庄，没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这里生活着最为稀有的“国蝶”——金斑喙凤蝶。 　　眼前这片武夷山大竹林并不能与历史上的情况相提并论。我在挂墩的几户人家中熟识了一位傅师傅，他信仰天主教，根据《武夷山志》记载，这一信仰最早于1823年由法国生物学家、传教士罗公正传入。他在挂墩建起了一座教堂，在用于宗教活动之外，还成为了当地生物多样性采集工作站。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此一边传教，一边做研究和标本采集。傅师傅告诉我，现在的挂墩不比以前了，现在没有那么多种青蛙了。 　　我对挂墩人最深刻的印象在于他们的信仰，但刚才提到的那座教堂已毁于一场火灾。或许在这里，能够感受到某些“国际交流”的余温，但我深切知道，这种“国际交流”的由来，与武夷山地区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