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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少安不仅要同与生俱来的贫苦搏斗，还要处处提防来自村书记田福堂的算计，出于对孙少安才干和威望的嫉妒以及“骚情”其女田润叶的不满，田福堂多次利用“阶级斗争”陷孙少安于困境。
孙少安就是在这样来自家庭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顽强抗争，负重前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除了不屈服于命运外，孙少安品行中的“仁”、“恕”也是书中表现的重点。无论家庭多么“烂包”，他从未显露出对家庭的厌恶和嫌弃，他对全家老少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感令人起敬，而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将对家庭之爱扩展到对全村村民的爱，这是超出农民狭隘门户观念的。从担当一队之长到后来招揽村民到自己的砖厂上工，以及慷慨捐资助学可以看到这一点。而他对自己初次创业失败村民对他的“背叛”更表现出令人敬佩的胸襟，在二次创业成功后仍不计前嫌地帮扶他们，孙少安是作者极力塑造的“仁者”的典型。在富裕起来之后，出巨资为村里翻修学校，并当选为新一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尽管只有高小文化，孙少安凭借生活的历练和聪慧的天资，使他对社会有着超出一般农民境界的独到理解。例如他初次见到田福军时一番让“农民撒手干想干的事，上面不要老指手画脚”的言论，其实质就是解放农村生产力；还有他在文革末期搞的“生产承包责任组”，其内容已同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差无几。21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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