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两千年封建王朝，儒学排名第一。

自从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以来，经孟子荀子发扬光大，渐成体系，形成了完整的学说。又经过数代儒生的发展，最终适应了中央集权的需要，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朝廷正统学说。

之后几百年，各世家大族无不把儒学作为传家之学。隋唐科举制确立后，儒学更成为国家取士之学，进一步确立了儒学唯我独尊的地位。到了宋朝，程朱理学的兴起，更是加入了很多适应中央集权、王朝统治的内容，儒家学说再也无人能够撼动，甚至为孔子后人带来了“衍圣公”的爵位。

事实上，儒家学说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就了中华民族2300年的独立发展，也成就了国家在现代的复兴。

虽然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学说为了适应统治需要，加入了很多糟粕，但是其对国家的贡献，当之无愧各家学说的第一。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分支之一，与其他诸子百家一样，其源为易，以论语，孟子为其文化基础，中庸为其核心价值观，强调入世，修身养性，齐家治国。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为统治者所推崇使用。

后世儒家思想历经风雨，已与孔孟之道都去甚远，特别是宋明理学，已将儒学弄得肢离破碎，成为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

个人认为，对儒家思想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要全盘否定，更不能生搬硬套，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中国现代教育泰斗的称谓，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但他不赞成读经，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当然不伤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又礼聘马先生担任文科学长。马先生的回复是：“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以古礼婉拒。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

读经和反对读经，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仅作为传统社会大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所呈现的文化的小传统也被冠以“四旧”之名，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

改革开放后中国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学重启，则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公正评价儒家学说、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著受到关注。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鲁国多讥儒及戏，秦人惟以吏为师。”诚然是借古典来嘲讽世情，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就不仅仅是以之为戏了。

所以如此的缘由，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经是在增加、变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学出，是又一更化。王阳明的学理初衷，本在减少（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可以为后学所宗，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这让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简易、变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有《论语》可证。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所以出语至简，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理由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

论者有谓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转化，其实就道德理性的建构而言，“六经”的价值伦理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血脉，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来的现代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韩愈之叹继续成为我们的今日之叹。

虽然，古与今宜有别也，礼俗政俗亦因地而异。但正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盖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