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朱元璋的北伐可以成功

（一）北伐的政治问题

从东晋南朝到南宋，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举行过多次北伐。如祖逖北伐（320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 、桓温北伐（354年、356年、369年） 、谢万北伐（359年）、谢玄北伐（384年）、刘裕北伐（400年、416年）、刘宋元嘉北伐（430年、450年、452年） 。萧衍北伐（505年） 、吴明彻北伐（573年、577年）、南宋张浚北伐（1136年）、岳飞北伐（1140年）、端平北伐（1234年）等等。从这些频繁发起的北伐中，可以折射出一些政治上的问题。

对于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而言，北伐总是一面旗帜，一面可以用以收拾人心、整合南方社会的旗帜。

东南政权既然大多是乔迁政权，他们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大都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们整合南方社会的过程中，北伐、收复中原通常是其收拾人心的一面旗帜。

东晋、南宋南迁之初，北方为少数民族所占，中原板荡，百姓流离，人无定志。南迁的政权要收拾局面，稳定人心，凭的是中原文化的保全者和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这么一个身份。但他们又都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收拾局面的。东晋、南宋南迁之前，西晋、北宋政权都是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覆灭。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南宋的建立者赵构都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重建社稷的。这就是说，南迁到东南的政权并不是中原政权的原班迁移。这样，新建立的政权要出来整合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对于自己的政权作为“正朔”和中原文化的保全者这么一个身份尤须加以强调。

这时，北伐中原、收复旧疆便可以作为一面非常有用的旗帜。这面旗帜可以显示出自己所建立的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点对于维系人心、整合内部意义重大。也就是说，此时打出北伐中原的旗号，对于江南政权内部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有过于北伐本身的意义。的确，北伐中原，驱逐胡人，收复旧疆，重返故土，对于振奋社会人心是很有号召力的，这也是北伐可以利用的一项精神资源。王导在渡江士人们新亭对泣之时“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 注：《晋书》卷六十五 王导传 ] 之语，何等感励人心！

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言，又是何等慷慨激昂！但在历史上，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发起的北伐虽多，真正彻底、真正成功的北伐却很少。如果北伐仅仅只是作为收拾人心、整合社会的一面旗帜的话，那么，社会整合的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比较强大的力量；相反，社会整合不够的话，就凝聚不出强大的社会力量，也就无法有成功的和比较彻底意义上的北伐。

东晋前期，皇权旁落，门阀政治比较典型。王、庾、桓、谢等大族先后执掌朝政，几个主要的大族相互牵制，又相互维系，从而使这种政出多门的局面得以维持。这种局面妨碍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全面建立；也妨碍江南社会的全面整合，所以，东晋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谢万、谢玄北伐时，南方社会整合程度远远不够，牵制北伐的因素很多，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

祖逖北伐，晋廷并未给予实质性的支持。而当祖逖刚刚在河南打下基础，晋廷即派戴渊前往节制。祖逖想到自己“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戴）渊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又闻王敦与刘（隗）、刁（协）构隙，将有内难，知大功不遂，感激发病。”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一 晋纪十三 ] 不久病死，北伐事业前功尽弃。褚裒北伐，“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而光禄大夫蔡谟则“独调所亲曰： '胡灭诚为大庆，然恐更贻朝廷之忧。”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 晋纪二十 ] 当时各方的意图及彼此矛盾非三言两语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实已足可显示褚裒北伐并没得到江东社会的广泛支持。

有时，北伐甚至成了门阀大族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如殷浩北伐就是这样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晋廷为了抑制恒温北伐的动议。而且，殷浩北伐时，出身江左第一高门的王羲之就曾遗书殷浩说：“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所复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靡而已。”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 ] 对于北伐也并不赞成。殷浩北伐失败后，桓温趁机反击，从而将北伐的资格据为己有，同时也将东晋的军政大权握于己手。

桓温北伐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但桓温北伐的用意，并不全在收复北方。他兵临灞上却不采王猛之议径攻长安，进抵枋头而不采郗超之议直趋邺城，从此中似可窥见他虽专兵在外却意在建康的枭雄心态。正是这种枭雄心态妨碍了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桓温长期专擅上游，遥制朝廷，虽王、谢大族亦无法予以裁制。

谢玄北伐时，正趁淝水之战后南方空前高涨的士气和北方纷乱的局面，本应取得较大的成就；但此时，谢安正以刚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马氏的猜忌，谢玄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内藩朝廷”的建议甚至都不被朝议所允。

刘裕北伐时，至少算是事权归一，受到的牵制较少。但其北伐有立功境外以树立个人威望的意图，他最终的目的是要造宋代晋。刘裕出身次等士族。在一个仍以乔迁士族为政治主体的社会里，以一个次等士族，要想取高门士族共同维系百余年的司马氏政权而代之，必须取得这些高门士族的支持，这是刘裕造宋所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所以，他要在对北敌的疆场上建立起足以取信于朝野的功勋，以便为改朝换代作准备。这对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和北伐成果的巩固造成了很大影响。

刘裕北伐应该说是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尽管他平定了桓玄、卢循、谯纵，消灭了南燕、后秦，武功卓著，但高门士族对他的接受仍是有限的。他虽然控制了军政大权，但社会基础依然薄弱。所以，他在刚刚击灭后秦、北伐功业如日中天之时，听到他的重要谋士、留守建康的刘穆之死后，感到“根本无托”，遂从长安仓促东归，致使关中旋得旋失，没于赫连夏。在他死后，北魏趁丧南侵，河南又没于北魏。而这点又影响了以后整个元嘉年间的南北关系。

本来，刘裕在晋末秉政的那段时间是整个东晋南朝历史上南方实力最强、所据地理态势也最好的时期，刘裕北伐本可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他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可获得进一步巩固的，但由于上述的原因，致使他北伐的成就打了相当大的折扣。

刘宋时期，皇权得到加强，刘义隆北伐时，己能集中全部的国力从事北伐，但此时“南北（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自刘裕代晋，这种观念上的微妙变化便已初显端倪。刘裕在刘穆之死后仓促东归，已是置关中于不顾；削弱豫州（刘裕死前分豫州为南、北两部，南重而北轻）则又是置河南于不顾；刘义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 [ 注：《资治通鉴》卷一二一 元嘉七年 ] 只图河南，不问河北，已无收复北方旧疆的意思，遣使北魏，则又一改东晋时期“不与刘、石通使”的立场 [ 注： 《廿二史考异》卷一八 晋穆帝永和七年 ] 。种种迹象表明，晋宋之际，“南北（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对于“华夷”南北对峙的政治现状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经根本没有收复旧疆、统一天下的意思。

南宋时期的北伐则因赵家王朝的偏安特性和对统兵将领一贯的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牵制。赵宋王朝为能苟安东南，甚至不惜自毁长城，杀掉岳飞这样的名将。

上述北伐史实，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当政者的北伐意图实际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进一步深究的话，又当追溯到整个乔迁政权本身政治上的弱点。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能够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非常满足。这一点在东晋孙绰的上书中表现得比较典型。

时桓温北伐收复洛阳，遂上疏请晋廷还于洛阳旧都，朝臣们以“北土萧条，人情疑怯”，不乐北迁。这时孙绰上疏曰：“昔中宗（晋元帝）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軫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桓）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怯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趋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欲拔之，驱蹰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一晋纪二十三 ]孙绰之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有代表性。江南乔迁之地，已成“安乐之风”；中原故土，反成“习乱之乡”。能保有江南“安乐之国”已经非常满足。历史上，乔迁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彻底的北伐少，跟乔迁政权的上述特性有很大关系。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以北伐作为整合南方社会的一面旗帜，本无足厚非。在北方沦亡，中原板荡之际，北伐的口号对于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奋士气、奠定江南立国规模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此时的北伐实际上具有整合内部和对抗北敌这双重的意义了。然而，北伐除了作为旗帜外，毕竟还应有本身的内涵。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强大的力量，才会有真正彻底的北伐。此时，事权归一，将帅用命，士气振奋，社会组织、社会动员也都畅通有效。

如果南方的社会整合已经比较成功，就不需要再以北伐作为招牌，北伐才可能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本来，当乔迁政权在江南根基已固，内部经营初具规模以后，是可以作进一步的进取的；但对乔迁东南的政权而言，北伐大多只是停留在第一层意义上，仅仅只是作为一面旗帜，一个招牌，因而少有比较彻底的北伐，也少有比较成功的北伐。

与东晋、南朝及南宋等乔迁政权相比，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朱元璋虽然也是起自东南，但其政权的基础并无上述乔迁政权的种种特性，并不需要拿北伐作为安定内部的招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驱逐鞑靼，恢复汉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也正因为彻底，其北伐才取得了最终的成功。

（二）北伐的地理背景

自东南发起的北伐，真正成功的少，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也跟北伐的方略有关。以东南而北伐中原，进取北方，南北地理形势是其制定北伐方略的基本前提。

前面已经说过，东南立国，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其攻守、进退都是以它们为基础。

这是江淮防御体系的正面。但无论以进以退，还须经营好东南的两翼。山东和荆襄是为东南之两翼，经营好此二地，进可以经略中原，退可以保障江淮防御体系的稳固。山东可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地区可以屏护长江上游。北伐作为一种进取的态势，尤须经营好两翼。其主要原因是，出淮河正面太远，其攻守往往失去依托，而山东、荆襄二地的山河形势足以作为屏障，也足以作为进取的依托。

南方北伐成功者少，除了受到内部政治因素的牵制外，北伐方略不当也是其北伐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祖逖北伐时，争于河南，而河南当时正是混乱和动荡的交汇之地。褚裒北伐，师出泗口而趋彭城，结果大败于代陂。殷浩北伐，意在北出许、洛，但先是有张遇据许昌之叛，以致自寿春出兵的计划受挫，后来移兵泗口、下邳方向，又有姚襄反目相攻。谢万北伐，由涡水、颖水北趋洛阳，却以燕兵势盛而仓皇退兵，招致士众惊溃，许昌、颖川、谯、沛诸城相次陷没。谢玄北伐，由下邳进据彭城，遣军渡河守黎阳，又遣刘牢之援邺城，他上疏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北固河上，西援洛阳，内藩朝廷” [ 注： 《晋书》卷七十九 谢玄传 ] 的建议亦为朝议所不允。刘宋元嘉北伐，目标也只在收复河南，结果每次都是旋得旋失。梁代萧衍北伐，战于淮南，与其说是进取，不如说是自保。陈代吴明彻北伐，是趁北方内乱，乘时进取，但也止于淮河南北。南宋张浚北伐，意在屏护临安，其布势重在淮河正面，而在两翼担任主攻的岳飞、韩世忠二将则势单力薄。端平北伐，短时间收复二京，也只是重复了刘宋收复河南四镇的覆辙。

上述北伐方略上的不当，除了诸如战争指导之类的失误外，对于东南所面临的地理形势缺乏整体的经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上述北伐基本上都是出淮河正面，争于河南四战之地，攻守形势缺乏依托。这其中又以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和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比较典型。这两次北伐最能反映出东南政权北伐中原时地理上的弱点及其经营上的不当。

宋文帝刘义隆为收复河南，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两度大举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军趁春夏雨季北进，并迅速打到黄河一线，然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占领河南后还设立了河南四镇：洛阳、虎牢、滑台、碻磝，意在凭河而守。

但是，等到秋高马肥的时节，北魏铁骑南下，刘家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溃，所以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这里，值得分析的是刘义隆北伐目标的选择问题。

刘义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复河南，但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军攻占河南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黄河虽险，却并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坚合，可以无船而渡。而且，早在元嘉七年，北魏就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山西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那年，到彦之进兵之时，北魏正谋伐柔然，群臣们顾虑刘宋，崔浩断言：“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魏书》卷三十五 崔浩传 ] 所恃者乃在北魏对中原所拥有的地理上的优势。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刘义隆北伐，每次都只图河南，实非长远之计。倒是刘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所言进兵之策比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刘义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谋北伐，刘兴祖上表言：“愚谓宜长驱中山（今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入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今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 ] 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争河南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若河北底定，则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这的确是北魏为之担忧的一种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时，北魏崔浩曾对太武帝分析说：“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止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今河北冀县），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不得徐行；今则不然，（宋军）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不过欲固河自守，无北渡意也。” [ 注： 《魏书》卷三十五 崔浩传 ] 在崔浩看来，宋军若在抵达黄河之后，进攻河北，北魏形势就很危险，太武帝须亲自率军抗击，刻不容缓。由此可见刘兴祖所言进兵之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

刘家的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还招致北魏的大举反击，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后，大举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刘宋国力大损。

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蒙古为灭金，遣使联宋攻金。宋、蒙联军于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灭掉金国。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西北之地属蒙古。开始南来对于这次联蒙攻金还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即马上撤还，增戍江汉地区，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灭金之后，置一汉人为河南道总管，统领河南，蒙古大军则于当年盛夏到来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等人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复 ] 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在战争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即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蒙古铁骑南下，宋军一触即溃，根本无法固守河南，迅速败退而归。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军兵分三路大举南进。南宋两川、江淮及荆襄均被残破。幸赖孟珙、余玠等名将苦心经营，南宋才得以在东南继续偏安。

取得一定影响的北伐，都是从两翼的经营着手。如恒温北伐取得一定影响的都是自荆、襄出兵：桓温先自江陵，经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震动三辅；后又自江陵北进，出伊水，击败姚襄，迫降周成，收复旧都洛阳。岳飞北伐也是自荆襄出兵。岳飞自襄阳北进，相继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地，乘胜进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镇，准备渡河收复河北。

自东南发起的北伐，在布势上能体现出对东南地理形势作整体经营的最典型的战例是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刘裕在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北伐南燕，使山东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义熙八年（412年）派朱龄石统兵入蜀，平定焦纵，使四川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荆襄上游的安全，并将荆襄经营为日后北伐的一个前进基地。在国内，他镇压了卢循起义，消火了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反对势力。东晋政局稳定，事权归一。

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趁后秦国主姚兴死后诸子内讧的有利时机北伐后秦。其进攻部署大致分三个方向：淮河、山东和荆襄。淮河正面，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军自寿山向许、洛方向进攻，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溯汴水西进，作为后继；荆襄方面北上之军分为两路：朱超石、胡藩率军从南侧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军一部趋武关，作牵制性作战；山东方面，王仲德督前锋诸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裕自统大军待水路开通后，由泗水入黄河，再沿黄河西进。

这次作战，布局宏大，几个方向的进攻配合起来，足以撑开全局。自荆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对洛阳的进攻；沈田子、傅弘之则率先自武关攻入关中，牵制大部秦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山东方向，王仲德开巨野泽，打通由泗水入黄河的交通线路，是晋军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晋军粮草装备的运输线；另外，刘裕主力入河后，针对北魏在黄河北岸屯兵十万的严峻形势，马上在山东置立北青州，以向弥为北青州刺史，镇守碻磝（今山东东阿西北），掩护由泗入河之路，且监视魏军行动，保证后方的安全。由于刘裕处置得当，攻后秦之战遂得以顺利展开。这次北伐，一举收复了关中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明初朱元璋北伐则是自东南发起的北伐中惟一彻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开创了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的先例。

元朝统治暴虐，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朱元璋在扫平南方群雄、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

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 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为基础，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控制荆襄，保障了对长江形势的控制；巩固三吴，保障了大后方的稳固。元朝在经历了刘福通起义的冲击后武备不振，它所倚重的统兵将领如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拥兵关中李思济、张良弼等却争权夺利，各谋保境割据，相互攻伐，不相统一。这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直捣大都的机会。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后，正赖河南、山东作为南方藩篱，抵御明军北上。山东是大都的南面屏障，监控着南北水路运输的大动脉，在南北之间居于枢纽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元朝失山东即已等于门户大开，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明军攻占山东后，还可以利用大运河的北段，顺流长驱。取河南则可保护北伐军的侧翼。至于攻取河南之后，止兵潼关而不攻关中，径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面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扩廓帖木尔、李思济、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可不战而克。” [ 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 另一方面也有地理大势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标在河北，攻关中会有漫长的侧翼暴露。刘裕伐后秦时即冒着后路被北魏切断的危险。明初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即王保保）为元朝最能征惯战之将，所部亦为元军精锐，若攻山西则必旷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汉而后收幽云，结果屡攻北汉耗尽国家精锐，最终无力收复幽云十六州之地。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后便径攻河北，倒很似刘宋时刘兴祖所言北伐方略。朱元璋的北伐构想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符合南北相争的地理形势。明军北伐的作战经过基本上循着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开。明军首先攻占山东，然后，向西旋转，攻取河南，西抵潼关，阻遏关中元军之东出。然后，进军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驱逐山西扩廓帖木尔，进军关陇、巴蜀，统一天下。

朱元璋能北伐成功两个重要因素就是：

元朝已丧失对地方的控制，

南方的实力已远超北方。

朱元璋之所以能北伐成功，除了朱元璋能力超群之外，也要考虑当时的局势，首先元朝在北方几乎把金朝屠杀殆尽了，而南宋相比较并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南方从宋南迁之后实力就逐渐甩开北方，元朝尤其如此。

另外蒙古人治国能力不足，华北起义不断，元朝统治者是做好卷铺盖走人准备的，直到中后期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为时已晚，全国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朱元璋与其说是推翻蒙古人，倒不如说是平定各方起义。先淮河，再长江，然后黄河，最后直接攻破北京。你会发现和历朝历代北伐都不一样，局势从关中中原一线，转移到了华北。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对内还是对外。

以长安洛阳为例，北伐的重点是汉中，荆襄，黄淮。在北强南弱的时候，这无异于以卵击石，项羽和南北朝的北伐就是如此，即便能走到中原，但客场作战，还是如此强力的中原战场，南方势力是不可能长久占据的，归根结底在于河北和山西，山西对于中原是居高临下，河北对于中原是以兵对农。除非能一举拿下河北和山西，否则即便占据中原也是白搭，比如一度北伐到山东的南宋。

但定都华北就不同了，中原成为了大后方，朱元璋一统江南后，当时华北已经狼烟四起，不存在元朝统一的作战规划，朱元璋得以有机会蚕食中原，得到了这么一大块平原，排兵布阵，后勤人力就得到了保障，即便当时中原已经残破，然后一举打到长城一线。

蒙古这边由于河北山东已无力管理，朱元璋西取关中，北取齐鲁。蒙古只有山西河北可以依靠，但此时的军事力量并不为元朝廷所控制，比如李思济，王宝宝，元脱音帖木儿等，面对北京以南的平原，北京就相当于没有防御塔的水晶，无可用之兵的元朝只好直接放弃守卫，直接逃跑。实际上北京向南的三座防御塔就是河北山东山西，山东出据点，河北出兵将，山西出关隘，结果山东先乱，河北后乱，相继被朱元璋占领，山西失去控制。直接被一波推平了。

除此之外就是地理因素了，北京作为首都是对外不对内的，参照明末李自成入北京。元朝想要控制中国，只能定都中原，走北魏模式，要么就学清朝学会驭民之术。蒙古问题在内不在外，定都北京估计就是做好了北逃的计划。

天时地利人和，朱元璋可以说是全都占了，北伐，想不成功都难。

首先:北伐是自己赚的，不是给别人的。

北伐输了那么多次，多少次都是大臣北伐，君王和一帮臣子后院观看，不满的还点火。

朱元璋北伐不存在这个问题，上下一心。

其次:钱粮充足，兵马精锐。

北伐前的朱元璋，实力强盛，不仅占据人口经济富庶的地盘，兵马粮草无忧，而且把蒙古的马场端了，硬生生组建了集团骑兵，此外麾下兵马，都是久经沙场的将士。

三者:出师有名，顺天应民。

朱元璋打的出师名号: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最后:蒙古内乱，武力南援。

很不巧啊。。。元朝后台们，四个大汗国，倒了一个，三个内乱。

朱元璋之所以能北伐成功，除了朱元璋能力超群之外，也要考虑当时的局势，首先元朝在北方几乎把金朝屠杀殆尽了，而南宋相比较并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南方从宋南迁之后实力就逐渐甩开北方，元朝尤其如此。

因此朱元璋能北伐成功两个重要因素就是，

其一,元朝已丧失对地方的控制，

其二,南方的实力已远超北方。

除此之外就是地理因素了，北京作为首都是对外不对内的，参照明末李自成入北京。元朝想要控制中国，只能定都中原，走北魏模式，要么就学清朝学会驭民之术。蒙古问题在内不在外，定都北京估计就是做好了北逃的计划。

另外蒙古人治国能力不足，华北起义不断，元朝统治者是做好卷铺盖走人准备的，直到中后期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为时已晚，全国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朱元璋与其说是推翻蒙古人，倒不如说是平定各方起义。先淮河，再长江，然后黄河，最后直接攻破北京。你会发现和历朝历代北伐都不一样，局势从关中中原一线，转移到了华北。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对内还是对外。

以长安洛阳为例，北伐的重点是汉中，荆襄，黄淮。在北强南弱的时候，这无异于以卵击石，项羽和南北朝的北伐就是如此，即便能走到中原，但客场作战，还是如此强力的中原战场，南方势力是不可能长久占据的，归根结底在于河北和山西，山西对于中原是居高临下，河北对于中原是以兵对农。除非能一举拿下河北和山西，否则即便占据中原也是白搭，比如一度北伐到山东的南宋。

但定都华北就不同了，中原成为了大后方，朱元璋一统江南后，当时华北已经狼烟四起，不存在元朝统一的作战规划，朱元璋得以有机会蚕食中原，得到了这么一大块平原，排兵布阵，后勤人力就得到了保障，即便当时中原已经残破，然后一举打到长城一线。

蒙古这边由于河北山东已无力管理，朱元璋西取关中，北取齐鲁。蒙古只有山西河北可以依靠，但此时的军事力量并不为元朝廷所控制，比如李思济，王宝宝，元脱音帖木儿等，面对北京以南的平原，北京就相当于没有防御塔的水晶，无可用之兵的元朝只好直接放弃守卫，直接逃跑。实际上北京向南的三座防御塔就是河北山东山西，山东出据点，河北出兵将，山西出关隘，结果山东先乱，河北后乱，相继被朱元璋占领，山西失去控制。直接被一波推平了。

所以说朱元璋能够北伐成功是有天时地利的成功因素使然的！欢迎各位看官评点，我是长安道我在今日头条。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长江为分界，被划为北方和南方，而正统的中原王朝一般都是在长江以北建国。但是也有例外，就是当游牧民族南侵，中原王朝无法保住长江以北的地盘，所以只能跑路去南方。其中最早的可能就要数衣冠南渡的东晋了，后来南宋、南明也都是偏居江南。但是虽说跑到了江南，可是南方王朝却并不安心如此，天天叫嚷着恢复中原，然后举大兵北伐。

可是吧，从祖狄开始北伐，到桓温、刘裕，再到后来的岳飞等人，最后的结果都是不了了之，陆游老爷子死都没能等到王师北定中原的日子。三国的诸葛亮六出祁山，加上徒弟姜维，前前后后北伐了十几次也是无功而返。这不由得让人要问，北伐咋就这么难呢？不过，在前面无数次失败之后，元朝末年来自凤阳的一个农村小伙做到了。他就是朱元璋，为何那么多次北伐，只有朱元璋能成功呢？

首先，朱元璋北伐的时机好。都知道元朝是一个糊涂的朝代，毕竟成吉思汗的老本行是放羊，所以元朝的政治并不是很好。而且由于将人分为四等，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因此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特别是江淮地区。而朱元璋正是在元朝即将覆灭的时候起兵，此时的元朝虽然还手握元大都，占据北方，可是其经济命脉富庶的东南已经易手，实力大打折扣。而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刘裕北伐，北方的政权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特别是宋文帝北伐，正是碰到北魏最强盛的时期，所以才元嘉草草，仓皇北顾。

其次，朱元璋的北伐战略好。在击败陈友谅和张士诚后，朱元璋以金陵为基础，占据了整个南方。此时提出北伐，部将们都说要直捣黄龙，攻取元大都。可是朱元璋却否认了这个观点，虽然直接攻打元大都可以一举消灭元朝，可是元大都经营百年，十分坚固，一旦攻不下来那岂不是就凉了。所以朱元璋提出了先拿下山东，再将四战之地的河南拿下，最后破潼关入关中，再东出河北，直取元大都，这样折线进兵，不仅获得更多的资源，而且胜算也比较大。而祖狄、桓温、岳飞当年直接就去打河南，河南自古以来就是四战之地，就算占了，也不好守，特别是面对骑兵，所以这些北伐才草草收场。

最后，朱元璋的北伐得人心。都知道自古以来，南迁的政权都会奉自己为正朔，而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则是一个杂牌国家。所以在这个大旗下，北伐能够让很多当初从北方逃往过来的人响应，而且还能增强国家凝聚力，稳定统治。但是吧，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政权逐渐站稳脚跟，很多人心中的正朔已经慢慢的出现了变化，到了南北朝后期，北朝已经取代南朝成为很多人心中的正朔。而朱元璋呢？元朝虽然统治中国近百年，可是在南方，绝大本部分人认为元朝不过是一群土匪建立起来的，所以在朱元璋提出北伐之后，才能有那么人响应。

不过朱元璋的口号确实响亮：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朱元璋的北伐之所以能够成功，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老朱军事集团将星云集。这个比较好理解，老朱在整体的军事战略上布局是个大师级的人物，从起义之初到建立明朝，数次选对了战略方向，比如在选择陈友谅、张士诚和谁先打的问题上。他根据两人的性格不同坚持选择和实力更强的陈友谅决战。再有北伐的前敌总指挥徐达，坚定的执行老朱的战略，在战术上更是因地制宜屡次击败王保保。先锋常遇春更是一员猛将，在攻打陈友谅时一人之力拿下一艘船。

第二，老朱的战略英明。中国地理版图分三个阶梯，老朱北伐是先把第三阶梯的山东、河南、河北拿下，然后集中力量攻取陕西关中，而后发展西北。这样做的好处是在一个海拔高度上和敌人打，不会出现仰攻的问题。历史上多次北伐都是先取关中，而后出关向北，尤其是南北朝时，但这些北伐无一例外全部失败。

第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初时的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是领先全国，而且老朱在此经营多年。根基深，底子厚，赋税钱粮不在话下。有了源源不断的军粮供应，北伐才会更有力量。

第四，人民的选择。大元帝国建立之初，大肆强征汉人土地养羊，北方农业生产基本荒废。再有元的民族政策划分四个等级，汉人最低等，等同于奴隶。所以北方人民早有反心，老朱在发动北伐时提出的口号“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以此来感召北方人民起来反抗。

综上所述，老朱的北伐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全占，想不胜利都难。

还是那句话，古代开国君王想统一天下，要占天时地利人和，朱元璋北伐的对象是蒙古人，是异族，并没有被汉化的少数民族，当时汉人在蒙古人统治下属于下等人，所以朱元璋北伐是顺应汉人所求，出师有名，也得到广大民众支持，朱元璋接受谋士建议“缓称王，广积粮”，又占据江淮一代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给政权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元朝政权不汉化，还压迫汉人，导致全国范围内起义军烽烟四起，而元军内部君臣也有矛盾，加上朱元璋手下几大猛将都是当世一流名将，内忧外患的元军根本不是冉冉上升的朱元璋集团对手，所以才会北伐成功！

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同年春，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领25万大军，兵分三路北伐。朱元璋则率领10万大军坐镇开封，为各路接应。三路大军势如破竹。直捣元大都，推翻了元朝，朱元璋北伐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明王朝的建立是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成果的总结。经过十几年的战斗，红旗军队伍日益壮大，地盘日益扩大，在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等势力被剿灭后，南方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建立明王朝，不仅满足了广大白莲教会中的愿望，也满足了广大人民的愿望。

其次，1367年12月，明王朝建立前夕，朱元璋发布《讨元檄文》，列举了元朝的种种罪行，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就济斯民”。这就把推翻元朝暴政和恢复良好的社会秩序，让百姓安居乐业结合起来，因而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

再次明军经过十几年的战斗，已经成为一支战斗的劲旅，所向披靡，锐不可挡。面对元军残余势力，他们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勇往直前。

第四，军事战略的正确。我们不能抽象地认为集中兵力于一路最好，而要根据敌人分布的空间和强弱做出判断。兵分三路是正确的，一路指向元大中，一路指向河北东部，辽宁，一路指向山西，内蒙古中部。朱元璋用10万大军坐镇开封，负责后勤供应，保证了路途不太遥远。

第五，元朝的百万大军已在镇压红巾军大起义中被消耗殆尽，元朝已经没有强有力的部队与明朝军队所持久的抵抗。

第六，从战略态势看，汉族广大地区已经基本处在明朝控制之下。如果元朝军队在汉族地区做长期的激烈的抵抗，无论是从天时地利还是人和，元军都不占优势，难免被消灭的命运。

最后元朝统治者做了战略调整，主动将蒙古骑兵和蒙古老百姓撤到蒙古草原，避免了全军覆没，也为后来蒙古民族在草原的发展提供了希望。

朱元璋一生做事，信奉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朱元璋的一切活动特别是重大的军事和政治行动都是经过精心筹画，三思而行的。他很少冲动冒险，也不追求侥幸。在起兵之初，他即与其他豪杰不同，不乐于流寇主义，而是致力于根据地建设，巩固一块后，再徐徐向四周扩展。

朱元璋耐性极佳，史称老儒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给朱元璋带来了胜利，初不知这也是朱本身的一贯思想，只不过朱升之策恰与朱同心而得其认可罢了。朱元璋从来不务虚名，不求近利。朱元璋自己说过：“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俘伪，……不事虚诞”（《太祖实录》）郭子兴死后，他被韩林儿政权仅任命为郭子兴部的三把手，他也不急于正名，而安于实际上的一把手，名义上的三把手这个地位。他早就有能力从韩林儿政权脱身，却依然委身韩林儿政权之下，直到确有把握才脱离。他说：“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湖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岂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尝急遽。”早就有人劝他称帝，他迟迟不同意。朱元璋的称王称帝在元末股反元力量中是最晚的一个，但也是唯一的最后获得成功的一个人。

北伐战争是朱元璋谨慎个性的突出表现。那时朱在统一南方战争中战无不胜，顺利异常，迅速平定了广大中国南部，只剩下北元一个敌人。而北元内部又分崩离析，战斗力并不强。由于接连的胜利，大部分将领主张“直捣元都”，一举统一中国。而朱元璋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一如既往地谨慎小心，绝不疏漏对每一个风险点的分析。他分析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粮饷不足，援兵四集，非我利也。”他力排众议，果断地提出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全局在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其都。”

应该说，在当时我强敌弱的情况下，一举攻克元都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风险也确实存在。当时的元朝还保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只是他们正忙于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没有联合起来对付北伏军。

朱元璋的军事部署则把风险降到了最小，虽然成本大大增加。朱元璋宁可多做十倍的努力，也不愿冒那怕只增加了十分之一的风险。正是按照朱元璋的这—战略，北伐一步一步，逐渐消耗了元军力量，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胜利，从出师北伐到克元大都仅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