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应该通用哪种语言交流最好

一、语言的本质

语言的存在最初乃至现在是为了什么？是偷偷写情书时搜肠刮肚的遣词造句还是挂在墙上附庸风雅的书法作品？人类始祖在创造语言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后代们的风花雪月，对于人类彼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生存，更好地生存。人类简单的思想膨胀到不得不表达出来的时候，语言就产生了。这种实用主义的产物决定了语言的本质，即语言是思维的附庸，是服务于思维和交流的工具。

确立了语言作为工具这一本质属性之后，似乎评判标准逐渐明晰起来，一种工具是否好用是很容易判断的，但是似乎又很难判断。如果你坚持认为瑞士军刀比王麻子菜刀好使，请问剁排骨呢？如果你觉得Photoshop一定比自带画图好用，那么仅仅是添加一行文字呢？可见，看起来高大上的工具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尽管它多功能、高性能长得又好看，决定一种工具的好坏取决于应用需求而不是工具本身。

人类对语言的应用需求是什么？能否准确、及时、高效地传递信息。传递信息的工具除了人类的语言还有很多类似的东西，比较有意思的一种就是光纤。光纤性能的高低取决于其传输准确率、传输速度和抗干扰能力等指标。

世界上各族群的语言可以说千姿百态，但是思想却是惊人地相似，尤其是一个人在异乡深入当地人生活并良好掌握当地语言之后就会发现：世界是一样的。可能东方人喜欢婉约西方人喜欢大方，不变的都是爱美；东方人迂回西方人直接，追求的都是利益。既如此，表达思想的语言如何将相对一致的思想高效表达出来就成了语言好坏的评判指标之一。这里涉及到一个高大上的名词——“熵”。

用大白话说就是同样的时间长度、同样的音节数量，哪种语言传达的信息更多。语言像一列列火车一样承载着思想行驶，不同的是有的是动车组，有的是绿皮车，有的是没有门的印度火车。当一种语言信息负载量越高，我们说这种语言的“熵”高，从信息传递效率的角度，这就是一种比较好的语言。

法国做过一项比较有名的实验，选取若干种语言，令受试者用自己的母语朗读20段意思相同的文字并进行录音，统计朗读中的音节数量和义项数量，二者的比值作为信息密度数值。实验得出的结果是：汉语信息密度最高，达到0.94；英语0.91紧随其后；德语0.79；最低的是日语的0.49，跟汉语相差近一倍！

现代汉语大多数词汇是双音节词汇，综合多音节词和单音节词，现代汉语词汇的平均字数是1.5，由于汉字一个字基本是一个音节，所以现代汉语词汇平均音节数量也基本是1.5.用1.5个音节表达一个意义跟别的语言相比似乎并没有太大优势，因为英语中也有很多双音节甚至单音节词。但是这是理论而言，实际上，英语的单音节词或者双音节词的实际发音平均要长于汉语的音节，汉语音节多为“辅音+元音”、“辅音+元音+辅音”、“元音”等结构，而英语、德语、阿拉伯语等存在大量的双辅音连用甚至辅音群的出现，大大增加了音节的发音时长，使得其在单位时间内所发出的音节数量低于汉语。这就造成两种现象，同样一段话，要么是汉语先说完，要么是汉语能比其他语言更“从容”地完成朗读。

从音节信息负载量上来看，汉语胜出英语、日语等。

二、更长还是更粗

这个小标题太黄了，但是在语言对比方面是有绝对参考价值的。语言学界对语言的最粗划分可分为综合语与分析语。所谓综合语是指通过语言内部本身的词形变化、句法手段等的使用来表达意义的语言，又可细分为屈折语和黏着语，前者如法语、英语，后者如土耳其语、日语（或许不是）。分析语是相对缺乏形态变化而需要依赖说话人言语外信号和具体语境而决定意义的语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大汉语。

同样的思想传递，不同的语言选择了不同的模式。对不同模式的高下之争个人感觉有点像RGB模式和CMYK模式的辩论，这不是取决于你要在显示器观看还是需要打印吗？在这一点上我会选择做一个没有个性的理中客，分析语和综合语各有千秋，难分高下。

来看几个例子

汉语 土耳其语

吃 yemek

我吃 yiyorum

我们吃 yiyoruz

我们不吃 yemiyoruz

这里最显著的一个区别是，当汉语从一个词增加到三个词，土耳其语仍然是一个词。汉语会使用不同的词组合成为新的短语和句子，土耳其语仅仅需要在词的内部进行某种变化就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产生的结果就是分析语堆叠许多单词组成的句子，黏着语可能就只有一个词。显然，黏着语选择了改变词内部的形态而增加单词长度的方式来表达意义，分析语则需要罗列出义项相对应的词进行组合。

再来

汉语 俄语

我 ya

你 ty

爱 ljubit’

我爱你 ljublju tebya

你爱我 ljubish menya

我爱过你 ya tebya ljubil

这里面，“我爱你”、“你爱我”有完整的表达方式，为了凸显屈折语的特征，省略主语“我”和“你”，完全不会产生歧义。这是因为屈折语的重要语法手段之一就是词形变化，动词会变位以区别人称和主客体，时态变化以区别时间，名词有性、数、格的变化。当屈折语中的动词和名词变化完成之后，正说反说倒立说，意思都不会有所变化，甚至省略掉某些成分之后意义仍然明晰。而分析语则不可以倒立说，必须规规矩矩按照顺序来讲才能保证意义不变。在意义的表达上，屈折语和分析语就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语法手段：屈折和语序、虚词。如果想豪放地不管顺序，则需要考虑词形变化；如果嫌词形变化太麻烦，则需要在语序和虚词上斟酌。又达成了一对平衡。

还没完

汉语 英语

妈 麻 马 骂 mum flax horse rebuke

汤 糖 躺 烫 soup sugar lie hot

婊 婊—— beach bitch

大家都看出来了，要开始说声调了。声调并不是分析语共有的，而是汉藏语系的一种语音特征，据说葡萄牙语也有声调，即使有，大部分印欧语系也都不属于声调语言。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现代汉语的四个声调被分配给同样的音节，所产生的意义是各不相同的，而给英语的音节赋以任何声调，其意义都不会发生变化（少部分区别重音的单词除外，record）。

汉语声母21个，韵母39个，实际存在的音节数约为400余个。英语的实际音节数理论上可以达到很多，因为存在辅音群，实际实用的音节数也远远多于汉语，这是因为英语没有声调，不得不在音节的长度上增加以适应实际使用的需要。而汉语将每个音节赋予声调，就可以采用较少的音节数表达同样的意义，提高了音节的利用率并减轻了记忆负担。如果说非声调语言在音节上是线性展开，是一维的，那么声调语言就会在每个音节的基础上增加声调这一非音质属性，是二维的。非声调语言是通过增加其音节长度实现意义区隔，声调语言通过拓展音节宽度实现。

顺便说一下，汉字和音素文字的区别也在这里，音素文字是一维线性展开的文字，汉字是二维延展的文字，汉字的信息负载量高于线性文字。汉字跟汉语还真是天生的好基友呢。这也就解释了“联合国文本汉语版最薄”的老梗。

三、语言的演变趋势

人类语言总体上经历了“综合——分析”的演变历程。早期印欧语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屈折语，词形变化系统极为发达，例如梵语就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屈折语，时体态性数格都非常复杂。拉丁语也有着丰富的屈折变化，在欧洲，法语、意大利语算是直接脱胎于拉丁语的次生语言，其屈折变化程度较拉丁语有了不同程度的简化。在东方和西方社会中，代表古老势力的群体往往采用更为复杂的综合语，如罗马教廷使用拉丁语，东南亚僧侣使用巴利语，这是所谓的传统上层社会所使用的语言，而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所使用的语言则有着更为简单的变化规则，比如英语。

现代英语虽然被划归为屈折语，其实英语的屈折变化已经几乎是屈折语中最弱的一种了。英语的时保留了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一般将来时、过去将来时等，保存较为完整；动词变位仅存部分情态动词和BE动词的变化，一般动词弱化为词尾-s的区别；名词变格仅存所属格等基本格。按照屈折语的一般规律，词序是不影响表达意义的，但是在英语中，能说词序不重要吗？“I eat chicken.”和“Chicken eats me.”能一样？而且在近几十年，英语词序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屈折变化越来越弱，这是不是因为英语已经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语，拥有广泛的使用群体有关呢？是否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会逐渐向分析语演化？

其实汉语也不是一直都是分析语，在上古时期，汉语是有屈折变化的，有词根、词缀、人称变化，但是在后来的发展演化中，汉语抛弃了这些屈折变化，现存的虚词或许是古汉语曾经是综合语的遗留痕迹。汉语的演化进程如此，英语的演化进程如此，俄语、德语的变化都是这样。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得出“分析语优于综合语”的结论，因为演化进程并不一定总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人类本身的使用体验会告诉我们哪种模式用着更爽。

四、吾生也有涯 知也无涯

从上面几条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没有哪种语言能全方位无死角击败另一种语言，在一方面做出优化就必然在另一方面作出牺牲，比如音节数和声调，比如屈折变化和语序。语言内部的功能似乎也在遵循某种守恒定律。如果一种语言的熵足够大，那么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在一定时间内所接收到的信息理论上就会比熵较低的语言使用者多。

经常听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汉语跟日语的对比。前文也有提及，汉语的信息密度是0.94，日语反过来，0.49。其实不难理解，日语中有着大量的外来词，在音译这些词的时候由于日语本身音节特点的限制，不允许辅音群的出现，没有声调辅助，就只有用多个音节来表达外语中的单音节，比如：

gold ゴールド

badminton バドミントン

开拓 かいたく

中国 ちゅうごく

日语不得不在英语两个或者多个辅音连用的情况下采取多个音节来表达，对于汉语中的塞音韵尾也不得不单独选择一个音节来表示，这就使得日语的单词平均音节数比来源词长，其发音时间也比较长。“浪费时间”的日语真的会在单位时间内减少信息的传送量，好在日本人勤奋……日语并没有阻碍日本文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但是如果日语是另一种效率更高的形态，日本会不会发展得更好也未可知。

另一个跟时间和效率有关的议题是造词法。汉语是语素语言，每个词都是由两个或多个语素构成的，故汉语成词能力极强，在很少借助外来语的情况下就能用固有语素生成新词。如“卡车”、“电脑”等。英语虽然有词根和词缀等构词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样的构词法会造成新词过长，所以更多采用的是造一个新词，而新词之间并无联系。如“sheep、goat、wool、mutton、lamb”，对应的汉语是“绵羊、山羊、羊毛、羊肉、羊羔”。汉语的每个词都使用到了“羊”这个语素，而英语找不到一个同源词根。类似的情况在今天更为常见，每天都有英语新词出现，而这种新词跟旧词之间或许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导致英语词典每年需要新增大量新词，这些新词不经专门学习则无法掌握。而在汉语中，想想去年的新词：“共享充电宝”、“丧文化”、“戏精”、“佛系”等，通过成词语素就能猜个不就不离十。不过，英语中也存在非常多的看字面就能理解的新词，比如“yogacise”（瑜伽锻炼）、“facepalm”、“dadbod”（粑粑的啤酒肚）。

但是涉及到专业术语，汉语和英语的区别就很明显了。cholecystectomy是啥？不知道。中文叫“胆囊切除术”，是不是婆婆妈妈都能看懂了？这些来源于拉丁语或者别的语言的医学属于、法律术语不专门学习真不能理解。中文翻译的时候采用汉语固有语素进行组合而不是直接音译，也是汉语成词灵活的一个表现。有限的生命如果都贡献给背单词似乎有点可惜了，这样高效率利用语素来构词也越来越多地被别的语言所采用，词根+词缀，词根+词根的构词法更容易被理解，却不得不增加单词的长度，进而降低效率，又陷入另一个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