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不分家 指的是什么

你好，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1、所谓“文史不分家”

对于“文史不分家”，一般作如下解说：

文史不分家，一方面是指历史人物、时间、现象等为文学创造提供了素材，另一方面指历史的记载，历史事件的传播要借助于文学的形式。文与史的区别大约就在于“文学是一家之言，主观思维的碰撞往往能引人深思；而史家则讲究精准冷静，客观地陈述史实”。

虽然还有别的一些说法，但不外乎此。小老儿才疏学浅，读过几卷文，也读过几本史，于是乎就常常对于上述解说颇为困惑——困惑于何者为文何者为史。翻开字书，似有所悟。

2、所谓“文”者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黃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纹者，文之俗字。”仓颉造字原本就是扯淡，所以段老先生的话不足信。近世文化学者多以巫术为文化之源，因而有人认为“文”字其实是占卜时龟甲上烤出的裂纹，似更可靠。于是，“文”就有了第一个意思“花纹，纹理”。由此引申开去就有了“文采”“文字”“文章”“文饰”“柔和”“美善”等等诸多义项。

那么，我们就可以慢慢说说这个“文”字了。

我们知道，先民是万事都讲功利的。因为忍受不了天气寒冷，剥下一张血淋淋的兽皮就往身上披，哪里管什么美丑；因为要盛装东西，拿来烂泥就做成了陶罐。但是后来就不一样，大约同样是为了在祭祀时取悦鬼神吧，也可能是人群因为力量或财富分出了等差，穿在身上的兽皮就有了“虎豹之鞟”与“犬羊之鞟”的差别。“虎豹之鞟”因为有花纹，所以就特别地“文”，也就是美；“犬羊之鞟”因为没有花纹，所以就特别地“质”，也就是粗朴。同样地，原本只是用来盛装东西的陶罐上开始有了鱼纹兽纹花鸟纹，并渐渐愈加华美，最终甚而至于失去了实用功能而成了有钱人家的装饰品。于是乎这个“文”字就有了掩饰其丑的功能，也就有了“文饰”义、“文采”义。文采，就是“华丽”，与“质”或“野”相对。《易经》里有“其旨远,其辞文”一句，是说内涵深远，言辞华美。又于是乎，华美的言辞也就成了用华美言辞记录下的语言的文章之“文”（注意，文章的“章”字也是“花纹、文采”的意思）。

如此，我们就可以想想所谓“文史不分家”了。记载历史，用什么样的言辞呢？固然可以用直率粗朴的语言，但是，孔子就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那么就还是用华美的具有掩饰功能的“文辞”为好，可见凡留存下来的必是“文饰之言”。所以，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先生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凡读过几篇《史记》的都知道，司马迁先生简直是“下笔如有神”，就连比他早几百年上千年的人物言行都记录得纤毫毕现，让我们时时惊叹：“他是怎么知道的？”是了，他是怎么知道的呢？答案只有一个——模拟，说得直白点，是虚构的，是“文”的功劳，那么与其说司马迁先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倒不如目之以“小说家”为确。如此，你还敢相信所谓“历史”是真实的吗？

3、所谓“史”者

同样地，段注《说文解字》说：“(史) 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君举必书，良史书法不隐。”意思是说这个“史”字，上边是个“中”字，下面是一只手，良史记载历史的最高原则是“持中”“不隐”。似乎是说“史”是可信该信必须信的。可是从上面对于“文”的分析来看，以“文”记述的“史”的可信度实在要大打折扣。

可是，这个“史”字真如段老先生所说的“从又持中”吗？有人说：“未必！”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史’字的本义是指管理狩猎或记录猎获物的人，后来引申为记录国家大事的人，也就是‘史官’”。比较不普遍的说法是：“‘史’字的本义是指巫师从盛装着蓍草的器物里抽取蓍草以占卜，后来引申为史官。”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史”字都在告诉我们“历史未必可信”这一事实。

4、孔夫子的历史观

中国人历来尊孔丘先生为圣人（“五四”“文革”等特殊时期除外，文革时他甚至被称为“孔老二”，不雅之甚，少儿不宜也），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他老人家的话。

他在《论语·雍也》篇里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般的解释是“质朴多于文采，就流于粗俗；文采多于质朴，就流于虚伪、浮夸。只有质朴和文采配合恰当，才是个君子。”关于这里“史”字的释义，解读《论语》的书里都说是“虚浮”，可是小老儿我查了好几本字书都没有搞定，《说文》里没有，《康熙字典》里没有，《辞海》里也没有，当然《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现代汉语词典》里更没有。其实，字书里有与没有都无甚关系，关键是看看他老人家的这个句子。“史”与“野”相对，其意义当然可以从“野”的反面来看，自然就是“虚伪、浮夸”。怎么可以用“史”来表示“虚伪、浮夸”呢？显见孔夫子对“史”的认识就是“浮夸不实的记录”。关于这一点，我们大可以从孔子编订《春秋》的事实（现在一般不认为是事实了，谁去管它）来证明。

相传孔子晚年依据鲁国史料编订了《春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如果司马迁的这个说法是真的（当然未必真），那么孔子编这本史书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政治，在于记述其“道”，从而使自己流芳百世。后世韩愈先生的“文以载道”大约即源出于此。一本以“载道”为目的的“史书”你还指望它所记述的事情是“持中”“不隐”的吗？傻瓜才会相信。当然他编书的时候是“能够体现其道的记，不能体现其道的删”，这是最起码的原则。再推而论之，他完全可能为了体现其“道”而篡改事实。这不是我瞎说，且看：

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这是《春秋》里孔子的记述。说鲁宣公二年九月乙丑日，晋国的正卿赵盾杀了国君夷皋。但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事实是，赵盾的弟弟赵穿杀了夷皋。可是孔老夫子为什么说是“赵盾弑其君”呢？《左传》是这样记载的：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从这里可以看出，记载“赵盾弑其君”的不是孔子本人而是被孔子称为“良史”的董狐（请注意这个良史的名字是“狐狸”的“狐”），孔子只是抄袭了董良史的话。为什么要这样抄袭并赞美董狐为良史？因为董良史的记法非常符合孔子“君君臣臣”的思想。虽然夷皋并非死于赵盾之手，但因为他“亡不越竟，反不讨贼”，没有尽到正卿的职责，所以董狐就一口咬定是“赵盾弑其君”，这种写法就非常符合“文”的原则，以掩饰历史本来面貌的言辞而使其承担起“载道”的功能。

呜呼哉！“文史不分家”于此可见一斑。

最后，再提请列位看官注意一个成语——深文周纳。这是《史记》和《汉书》两本厚厚的史书共同创造的词汇。

《史记·酷吏列传》:“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汉书·路温舒传》:“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纳之。”

想想看！想想看！！再想想看！！！“文”“史”交媾生出的究竟是个什么玩意？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做“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说的差不多也是同一个意思，这就可见，历史那东东的不可信并非中国特产，真是“凡有历史写处，皆深文周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