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王安石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

按照传统的评价，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引起激烈的“党争”，所以导致北宋的灭亡。

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

北宋时期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

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南宋时期的陆九渊等。）

南宋至晚清时期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

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

1、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

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

大儒朱熹，对王安石变法的后果有一个评价说：

群奸肆虐，流毒四海。

南宋文人罗大经，写了一本著名的文学史料著作，叫《鹤林玉露》。评价王安石变法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2、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

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

3、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

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民国时期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胡适之先生亦持有相类的观点。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新中国时期

1、肯定说

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

此派观点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和阶级性，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是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

代表人物有邓广铭、漆侠、王曾瑜。

2、否定说

文革中，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变法看作是儒法斗争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

在1973—1976年10月发表文章150多篇，如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

另一种是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

3、不完全肯定说

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

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

国外评价

20世纪俄国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於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王安石的变革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