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一马路的由来

前，渭南城的街道不叫大街，叫马路。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几条东西走向的马路，平行铺开，直挺挺戳在城中。后来，政府给几条大街作了新命名，例如东风大街、胜利大街、乐天大街等，但是，土生土长的渭南人，多数还是习惯于“马路”的叫法。

　　渭南人喜好马路，更多地钟情于马路的“直”。一条一马路，东西数十里，贯通渭南城，直挺挺，坦荡荡，暗合渭南人骨子里“刚直”的秉性。

　　刚直是渭南文化的因子，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铸就了渭南的人文精神。耿直、直爽、直来直往，直截了当，是渭南人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方式。西北五省吼秦腔，各有各的吼法，唯有华阴老腔吼得独一无二。几个艺人一台戏，一人唱满台吼，略带沙哑的唱腔，古朴浑厚、慷慨激昂、苍凉悲壮。加上木板凳、半截砖、自制的琴弦等乐器助阵，以土得掉渣的演艺方式，阐释着渭南先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它包容着渭南地域文化人格的生命精神与艺术精神，凸显出独特而鲜明的地域文化气韵，因而极易同当地民众的生命精神发生共振。

　　刚直之于渭南乃是一种担当。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对民族命运的担当；王鼎尸谏，是对江山社稷的担当；司马迁忍辱负重，是对个体生命的敬畏；白居易讽喻褒贬，是对黎民疾苦的关注。抗战初期，东府的合阳、白水、蒲城、临潼、大荔、朝邑的平民，以及关中的扶风、户县等地民众，自发组织队伍赴中条山浴血奋战，是对家乡故土和父老乡亲的坚守和捍卫。

　　刚直之于渭南又是一种舍弃。王鼎与杨虎城同为蒲城人。两个人所处时代相距数百年，一个于鸦片战争期间选择以“尸谏回天听”，悬梁自缢。一个为了抗日而发动西安事变，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在蒲城民间，有一种叫“血故事”的社火，以“血”字出头，血的场面、血的装扮、血的活体表现，贯以民间传说、历史事件为内容的“血刃、血耻”的故事造型，用朴素的正义理念，颂扬除暴安良、为民除害的侠肝义胆，用血的故事来警示后人，昭示“德之美”、“品之高”。其人其事，其风土人情，无不表现出一种舍我其谁的胆识和豪气，表现出地域文化人格的“血性”。

　　在外地人眼中，渭南人是“直肠子”、“一根筋”，直来直去，不善于变通，直话直说，不掖着藏着。王鼎是直来直去的典型。他年轻时赴北京参加礼部考试，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杰赏识他的才华，很想笼络他。王杰是韩城人，与王鼎同乡同宗，有意提携乃人之常情，但王鼎却坚辞不受。鸦片战争中，王鼎极力主战，力挺林则徐。当时道光皇帝已决意议和，王鼎在廷谏、哭谏均告失败的情况下，以“尸谏回天听”，自缢于圆明园，怀里还揣着“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的遗书。

　　司马迁作为汉廷太史令，在李陵兵败投敌朝野震动的情形下，却向汉武帝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终于惹怒了汉武帝，招来祸端，身受腐刑之辱。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渭南人的“直”与“硬”源自于渭南山水的浸染。渭南多山多水。山以华山为最。华山以险峻闻名。奇峰，怪石，云海，鸣泉，飞瀑，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长空栈道，鹞子翻身，令人心惊肉跳。站在山下翘首望去，群峰兀立挺拔，陡峭无比。登临极顶，俯瞰山谷，千丈绝壁，直立如削。因为山高地险，渭南人就有大山的气魄，因为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势，渭南人就有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抗争精神和敢为人先的情怀。

　　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说：“地以名山为之辅佐，石之为骨，川之为脉，草木为之毛，土为之肉。”渭南以华山为骨架，以黄河大峡谷为血脉，以河滨湿地为肌肤，山水的奇崛，铸就了渭南地域文化人格的奇崛。

　　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说：陕西渭南这四个字是光彩夺目的，这里人文荟萃，其人文精神确让人为之振奋，所以，渭南文化让我们以后的人们都会神驰不已。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以生死的体验，道出了渭南人的生命寓意。“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渭南地缘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写照。作为一个在渭南滚打了三十多年的“老渭南”，曾与朋友谈及渭南的城市名片，先以“马路”冠之，不妥。联想到渭南的山山水水，生生死死、是是非非，何不名之曰：奇崛山水，热血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