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霞村的时候故事梗概

《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1年初，发表于同年6月的《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后收入1944年桂林远方书店出版的同名小说集。

写于1941年初，发表于同年6月的《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后收入1944年桂林远方书店出版的同名小说集。

作品塑造的是一个在遭受日寇凌辱后又忍受着灵与肉的双重折磨而做着地下形态的抗日工作的乡村青年女子的形象。特殊题材的择选以及作者对于主人公寄予的深切同情和敬意，表明了作者的思想胆识和艺术创新方面的追求，尽管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是从侧面进行的。然而女性作家特有的观照视角，用作者的话来说作品提出来的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仍然使得作品具有深沉感人的力量。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讲述了少女贞贞在日军占领霞村后，被掳去做慰安妇，并利用这层特殊身份为抗日提供线报。回到家后的贞贞遭受了村民的排斥，而另一方面她被抗日分子敬为英雄。丁玲试图通过贞贞“失贞妇女”和“抗日英雄”双重身份的拉扯，探讨贞贞这一普通农妇在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下的新出路。

一、反抗包办婚姻，初显贞贞魄力

霞村是一个美丽的小村庄，贞贞是村里刘大妈家长女，因家中无子，所以将女儿的婚事看得尤为重要。贞贞父亲想把她嫁给一个米铺小老板做填房，看重的无非是对方还算殷实的家境。贞贞不肯，她心里已经有了青梅竹马的心上人——夏大宝。贞贞性格刚烈，曾说服夏大宝私奔。这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出格的行为。可见，贞贞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有了铺垫。

奈何夏大宝出身贫寒，性格也比较懦弱，没有胆量挑战传统权威。贞贞只得去天主教堂找外国神父要做“姑姑”，正是因为这次经历，贞贞错过了逃跑的机会，被日本兵抓去做了一年多的慰安妇。

革命的风已经吹到了霞村，但未能彻底吹走村里迂腐守旧的空气，贞贞大胆反抗包办婚姻的魄力，是她扭转命运的生命底色。

二、贞贞自我意识的萌芽

重新回到霞村的贞贞，面临着一个全然陌生的农村社会。在村民眼里，贞贞是个被日本人占有过的不洁之人，是个败坏了传统妇德的宗族异类。男人们说她是破铜烂铁，女人们则在她身上找到了久违的优越感——她们都是圣洁的。

文中有大量笔墨描绘村民们对贞贞直接的语言和道德暴力，他们仿佛形成了一条战线，将她排斥在传统宗法社会之外。

再来看贞贞父母，他们将自己视作女儿被抓去当慰安妇事件的受害者，而在无形之中和村民们站在一起，对贞贞施加压力。当夏大宝来求亲时，贞贞父母哭天喊地，试图强迫贞贞同意这门婚事，以挽救他们被败坏的名声。

从贞贞母亲这句话，我们看出他们的初衷并不是女儿的幸福，而是为了挽救他们在村里的名声。他们抱怨贞贞不替父母着想，可他们又是否真正为女儿着想过。包括贞贞亲人，如刘二妈一类，他们也不齿于她的经历。

面对贞贞的特殊身份和经历，古老的宗法社会呈现其麻木无情的一面。村民们的好奇、鄙夷、不明所以的从众、自以为是的同情以及来自亲人的不理解，皆汇聚成一种多数人的无声暴力，缠绕着刚从日军性暴力中顽强挣脱出来的贞贞。

然而另一方面，贞贞成了活动分子口中的英雄。

贞贞是个很有生命活力的角色。她第一次正面出现在作者笔下时，并不是一个受尽磨难的悲苦形象，而是一个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心的少女。她请求书中的“我”教她所不知道的知识。即便是身处毫无希望的慰安所，贞贞主动学习日语，为抗日地下间谍工作提供了可能性。

从书中的描述来看，贞贞走上这条路有一个意识觉醒的过程。

“活着”是贞贞的第一要义。她要自己心肠变硬，活下去，那会的她并没有想去探索另一种活法的可能性。后来，贞贞学会了点日语，开始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抗日做贡献，倒是给了她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向。

此刻的贞贞更多是一种意识的萌芽，她还没有挣脱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束缚，直到夏大宝来求婚，贞贞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三、拒绝求婚，勇敢追求新出路

在贞贞被抓去当慰安妇后，夏大宝一直生活在自责中，责怪自己当初没能再大胆点跟贞贞私奔。因此，当贞贞再次回到霞村，夏大宝便上门求亲。他当然知道慰安妇是种什么情况，也知道贞贞染上了脏病，此举不仅是一种赎罪，也能看出夏大宝作为男人的担当。

贞贞父母知道女儿这种情况，除了夏大宝，再没有哪个男人会要她，便强迫贞贞同意这门婚事。贞贞不想有个人疼她爱她，抚慰她受伤的身心？她当然想。

文中描述在知道夏大宝来提亲时，一贯洒脱明朗的贞贞突然变得烦躁起来。这和平常的贞贞很不一样，说明夏大宝的提亲对贞贞是很有吸引力的。接受夏大宝的提亲意味着她可以借助这桩婚姻重新回到村庄的伦理结构中，重新回到原有社会。

所有人，包括“我”都认为这是贞贞修复个人、家庭以及村庄在战争中蒙受的伤害的最好办法。但是贞贞经过一翻斗争后，坚定地拒绝了。

当众人派“我”去劝说时看到“贞贞把脸收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却望得见有两颗狰狞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她的样子完全变了，几乎使我不能在她的身上回想起一点点那些曾属于她的洒脱、明朗、愉快，她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像一个复仇的女神…“

这是笔者第一次看到没有掩盖真实情感的贞贞，她用狰狞的眼睛看着众人，将自己主动划离了原来的社会。她不是不想回到原来的环境，而是她已经回不去。他们的存在将时刻提醒贞贞曾经受过的伤害，而众人的看客表现更是让贞贞对自我和村庄之间有了清醒的认识：她的经历在霞村的伦理结构中和人们的思维惯性中，是无法得到真正的尊重和理解的。夏大宝也好，她的家人也罢，试图将她再次纳入村庄的正常生活里，然而这种单方面的意愿只会让受害的一方更加压抑。

“我总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有病的人了，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蹋过……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我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

这是贞贞和原有社会一次精神上的彻底决裂。于她于夏大宝，更好的生活便是各奔前程。组织准备送贞贞去治病，贞贞也想趁此机会，去一个不认识的地方，开始一段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