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明清 乾嘉朴学

明清之际 ,“经世致用”、“崇尚实用”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种主流信仰和理念。

朴学，清代江藩称为“汉学”，孙星衍称其“考据学”，梁启超、胡适则称其为“乾嘉之学”。称其“朴学”，是因为它比空疏的宋学显得质朴；称其“汉学”，是因为它否定宋学，旨在恢复贾(逵)、马(融)、服(虔)、许(慎)、郑(玄)一系的东汉经学；称其为“乾嘉之学”，是因为它鼎盛于清代乾嘉时期。

朴学又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朴学，指的是整个清代的考据之学；狭义的朴学，则指乾嘉时期的学术风尚。

“明清实学”向“乾嘉朴学”的转折，与清朝第一、二代知识分子微妙而复杂的社会心态有关，更与实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学术理路有关。朴学家以纯学术的态度和方法考订整理出儒学经典的本来意义和真实面目，抖落了自汉唐至宋明附加在儒学经典上的种种纲常伦理说教。正是这种“金粉尘垢”的抖落，使得乾嘉朴学与反封建的近代维新思潮有了某种明显的相通。朴学思潮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主要思潮,它的形成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皇帝的"稽古右文"、官吏的"上行下效"、徽商的"贾而好儒"及知识分子的"立言为上"是促成乾嘉朴学风气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朴学的渊源是汉代的经学，秦并六国后，焚书坑儒，曾给予儒学以沉重的打击。汉高祖平定天下后，始意识到思想问题的重要性，于是祭孔子，用秦博士叔孙通、张苍厘订法制；惠帝继承前制，废除民间挟书禁令；文、景二帝，又仿秦制设博士。汉武帝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借助道家哲学，又以阴阳五行的思想融入儒学，通过注释儒家经典来阐述他“三纲五常”的理论，宣扬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主观唯心论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丁汉武帝维护统一、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因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完备的五经博士，以通经为选择人才的标准。从此，研究经学便成为富贵荣显的捷径。

汉初经籍的来源有二，一是由汉代的宿儒通过口耳相传，时人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如由秦故博士济南伏生传下的《尚书》，由鲁人申培所传的《丹诗》，燕人韩婴所传《韩诗》及齐人辕固所传的《齐诗》、齐人胡母生及董仲舒所传的《公羊春秋》等等，这类所传的经，称为今文经，而阐述今文经的学派，后人称为今文学派。二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歌父子在整理皇家“秘府”(国家图书馆)时，发现一部分由河间献王刘德和孔子后裔孔安国先后献上的，据说是孔子故宅夹壁中发现的先秦经卷，这些经卷都是用籀文(大篆)所写，后人称其为古文经。古文经和今文经不只是书写的文字和读法不同，文字训诂和内容解释也有很大的不同。今文经学在学术上具有神学化的特点，阴阳五行学与谶纬相结合，妄诞的迷信成分很多，经师为博取利禄、迎合亡意，解经无休止地比附引申，支离蔓衍。而古文经学在学术上则强调“通训诂”、“举大义”，认为训诂不明，经义不彰，应从文字川诂去阐明经义，发扬“五经之道”，古文经派治学态度虽较客观，注重历史的根据，但又未免于过分好古、信古。这样，汉代经学在学术术上就形成了两个尖锐对立的学派，学派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古文经学者攻击今文经的经文和训诂的讹误，今文经”学者攻击古文经是“伪造”。直至东汉，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在考汀训诂的基础上为《易》、《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等群经作笺注，打破了两汉以来的师法、家法，以古文经学为本，兼采今文经学可取的内容，实现了今文、古文经学的合流，才结束厂两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纷争。

从汉末开始，中国进入几百年分裂动乱时期，以封建政治伦理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儒学，失去了政治和学术思想的统治地位，经学进入了衰落时期。此后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相继在学术上占／主导地位。直到清朝，经学才重新勃兴，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反对宋学的空谈而提倡经世致用，讲求实学，扛起了“舍经学无理学”的大旗来复兴古文经学，他提倡“引古筹今”，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于是致力于音韵训诂之研究，著《音学五书》，详考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奠定了清代古音学的基础。其所作《日知录》32卷，“凡经义、史学、官制、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开创了清代朴学。

朴学在乾嘉时代被徽州考据学家发挥到极致，其科学的考证精神被广泛运用到音韵、训诂、哲学、天文、历算、舆地等各个学术方面而成为专门化的研究。它远绍东汉古文经学，近承顾(炎武)、阎(若璩)二氏之说，而又自成体系，形成了卓有特色的徽州朴学。这表现在，徽州朴学客观上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朴学具有经学的性质，小学、天文、历算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只是经学的附庸；另一方面，朴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地涉及小芋、大文、历算、舆地等，这些学科本身属于科学的领域，正是在对这些具体学科的研究中，朴学家提出了实事求是，推求阙疑的科学原则，从而使这些学科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与此相应，徽州朴学家本身也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经学家，又多是为考据而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

徽派朴学

徽派朴学在清代学术的发展中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开创了"求真务实"的学风,二是创发了具有启蒙作用和民主精神的"义理"学说,三是构建了小学方面的诸多系统理论,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在乾嘉时期登上竦桀的高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新安朱子理学，历经七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到了明代中后期，逐渐凋零、衰落。理学人物不敢越“朱子之学”雷池一步，识见无大树，或斤斤计较于一字一义之失，使“朱子之学”流于支离，陷于僵化。清乾隆年间，徽州人江永、戴震、程瑶田等人，继承了明末清初顾炎武开创的“朴学”精神.徽派朴学作为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一脉，其影响力非常广泛。

徽派朴学的历史地位得益于其有强大的学术阵营，而支撑这一阵营的则是一批执着且孜孜以求的学者，他们传承和丰富了徽州朴学的内涵。徽派朴学家向以“求是”为宗旨，不迷信权威，不拘泥文典，在研究中侧重于文献的考据与语言文字的音韵训诂。所谓“考据”，是研究语言、历史等的一种考证方法，即根据事实考核和例证，提供可信的资料，作出一定的结论。考据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搜集整理。所谓“训诂”，也称“训故”、“故训”，解释古文中词句之意。“训”指用通俗的话解释词义，“诂”指用当时的话来解释古代的词语，或用普遍通用的话来解释方言。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提出一个治学公式：“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而通“道”的目的在于“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顾炎武《与人书》）随着西学东渐，徽派朴学家也吸收引进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并广泛地运用于考据实践和其他学术研究中，这也是徽派朴学蓬勃发展并超越前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徽派朴学家的著作数以百计，学术研究成果涉猎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各部乃至天文、历算诸多领域，涵盖了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各个学科，推为名著的历来甚丰，可谓人才辈出。徽派朴学的成果，在经学（包括小学）方面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如江永的《古韵标准》、《律吕新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声韵考》、《声类表》，程瑶田的《通艺录》，金榜的《礼笺》，洪榜的《许氏经义》、《四声韵和表》，凌廷堪的《礼经释例》、《燕乐考原》，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孔广森的《诗声类》，汪莱的《衡斋算学遗书》，江有浩的《音学十书》，胡承珙、马瑞辰、陈奂的《诗》学著作，以及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等，都是各个学术门类中的一流作品，有些还为国际汉学研究学者所瞩目。晚近尚有俞樾、吴承仕、章炳麟等，但已不振坠绪。在清代著名的经学丛书典籍《皇清经解》中，共收书172种，而徽派学者的著述有83种，几乎占到所收一半；在清末学术性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论列中，梁启超在盘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经学”时，推举清代学者的新疏9种，而徽派朴学家胡培翬等人所撰新疏5种便赫然在列；1992年中华书局版北大王力教授在著作《清代古音学》中，设专章论述了清代古音学家十人，即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黄侃，其中顾氏被公推为乾嘉朴学的启蒙，黄侃是章炳麟的学生，他们的治学都烙上徽派的印迹，这十人中只有钱大昕属吴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