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的神话结构是怎样

乔伊斯在创作《尤利西斯》时，有意识地将《奥德修纪》作为小说的神话原型，使两者形成平行对应关系。神话史诗不仅为小说提供了一个参照框架；更重要的是，作者借用荷马史诗的原型意义和原型结构，表达了一个现代人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并使之升华为一篇代表人类普遍经验的寓言。

尤利西斯（Ulysses），即希腊神话中伊大嘉国王奥德修（Odyssey）在拉丁文中的译名。乔伊斯以它命名小说，反映了该作品在人物、情节线索、结构和细节上与荷马史诗的对应平行关系。

乔伊斯曾对瓦勒里·拉尔博（Valery Larbaurd，《尤利西斯》的法文本译者）说：“小说的标题是一把钥匙。如果读者熟悉《奥德修纪》，就能把握住小说的轮廓。史诗的概念就是在现代生活纷繁混乱的材料上覆盖史诗的形式由此看来，要深入理解《尤利西斯》，我们有必要将它与《奥德修纪》这个“潜文本”对照起来，进行双重文本的解读。

关于乔伊斯运用神话类比结构的重要性上，学术界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因为古希腊英雄奥德修与这部现代小说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对小说《尤利西斯》根本意义的理解。对此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基本上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奥德修纪》与《尤利西斯》之间的平行关系是将英雄悲壮的历史和卑劣猥琐的现实进行对比。在古代英雄光辉的形象反衬下，布鲁姆、斯蒂芬等现代西方文化哺育下的人物会显得多么卑微、苍白和平庸。这种平行对应关系所显示出来的意义差别，是《尤利西斯》的讽刺意义和暴露作用的来源。学者约瑟夫．比奇（J. W.　Beach）称：“将古希腊英雄的历险与当代爱尔兰纷乱、‘瘫痪’的状态并置，很明显是对爱尔兰现今状况的讽刺性暴露”（注：J.　W.　 Beach,The Twentieth Century Novel (New York, 1981) P. 416）。 英国作家福斯特（E. M. Forster ）说《尤利西斯》是“一首表现卑琐和幻灭情绪的史诗”（注：王佐良：《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页。）。

自《尤利西斯》问世以来。这类观点在乔伊斯研究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并且它最容易被人们接受。我国学者袁可嘉、侯维瑞、陈恕、李维屏等人对此均持类似的观点。以下是侯维瑞教授在《现代英国小说史》中的一段有关的论述：

“忠贞不渝的王后潘奈洛佩变成了追求肉欲的荡妇摩莉；助父除虐的勇士帖雷马科变成了精神空虚的骚客斯蒂芬；驰骋疆场、力挽狂澜的英雄尤利西斯变成了逆来顺受、含羞忍辱的广告商布鲁姆；美丽善良的诺西卡变成了轻佻挑逗的格蒂姑娘……世界难道不是在走向沉沦和堕落吗？……《尤利西斯》以借古讽今的手法所要表现的，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全部历史：布鲁姆的庸人主义、斯蒂芬的虚无主义和摩莉的肉欲主义正是现代西方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深刻写照”。（注：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页。）

第二类观点认为，乔伊斯的神话类比结构是一种隐喻的媒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然的透视观点，以审视作品中人们的举止和言谈；同时它把平凡陈腐的事物提升到艺术的最高境界，给20世纪的现代人灌输了永恒的尊严，体现了乔伊斯对现代人前途和命运的关怀。

美国文论家莱文（Levin ）在论述《尤利西斯》时这样写道：“将现代主人公琐屑的生活习惯与深奥神秘的原始仪式联系在一起，使今天最微小的细节具有了普遍的意义”（注：Agwonorobo　　　　　EnaemeErurbetine , Intellectualized and the Art of James Joyce ( NewYork: Exposition Press, 1980)P. 75）。

《尤利西斯》（牛津大学版）的作者理查德·艾尔曼称：“《尤利西斯》是《奥德修纪》的和平主义版本”。他指出布鲁姆继承并侧重发展了奥德修身上善良、机智的品性。布鲁姆，这位现代的奥德修虽然没有勇士般的强壮体魄，但他同样具有不可征服的精神。“布鲁姆的胜利在于他的精神”，“布鲁姆身上最神圣之处在于他体现的人性”（注：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P.360,P. 362.）。

《尤利西斯》的中译本（天津百花文艺版）译者金堤教授承袭了艾尔曼的观点，提出“《尤利西斯》的主旋律是一曲颂歌，赞美的是普通人无私的爱……本书的主旨在于歌颂全面的人，布鲁姆与奥德修都属于这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