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为何要投河自尽

因为王国维愚忠清朝，为清殉葬。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1927年的一个平常日子，王国维向他写的词一样，离开了我们。

清朝遗老，国学大儒

王国维，清朝遗老，国学大儒。1925年，即民国十四年，清华大学筹备国学院，当时能够和王国维比肩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章太炎，而论国学功底，王国维排第一。清华大学聘任王国维和梁启超两个人当教授，章太炎因为和两人在学术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断然拒绝。

后来清华大学聘任陈寅恪和赵元任，王、梁、陈、赵四个人，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王国维，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祖上和追溯到宋朝抗金名将王禀，受封为安化郡王，王国维是血统纯正的第三十三世孙。家学源远流长，加之王国维天资聪颖，年纪轻轻就学贯中西。早年研究哲学、美学、诗词，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国语言，在文学、哲学、史学、美学方面多有建树。著作等身，其中最为知名的是《人间词话》，大家不妨找来读一读，领略一下民国大师的风采。

投湖自尽，死因存疑

1927年，在清华园执教两年之后，6月2日，王国维一如往常在学校办公，批阅文件，料理事务，和同事谈论国学院下学期招生的事情。随后离开清华园，还向一个同事借了五元钱，叫了一辆车闷声不响地去了颐和园的昆明湖畔。抽了一支烟，在湖边徘徊良久之后，纵身跳进湖中，一代国学大儒，就这样在湖底的淤泥中窒息而死，时年51岁。王国维死前，写下了一句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正是这句话，让王国维的“沉湖自杀”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悲壮色彩，“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八个字怎么解释？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至今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死因解密

根据学界推测，以及部分当事人的回忆，人们对“王国维为什么自杀”这一悬案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也是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以死殉国”，为了覆灭的清王朝尽愚忠。王国维是清朝遗老，忠君爱国，以布衣身份充任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溥仪对他有知遇之恩。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王国维拖着一根小辫子，颓丧萎顿依然服侍在溥仪的左右。清华要聘任王国维当国学院教授，王国维首先请示于溥仪，得到溥仪的恩准，才敢应聘。在清华执教两年，王国维每到春节都要跑到天津去觐见早就逊位的溥仪，感叹“有君无臣”。王国维骨子里，是一个非常守旧的人，抱残守缺，观念老旧，一肚子忠君之事的老派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王国维引以为奇耻大辱，要和罗振玉等一帮清朝遗老约定投金水河殉清，苦于家人阻拦没有成功。两年后，国民党北伐节节胜利，眼看着就要扫荡黄河，入主京师，湖南湖北一带的前清遗老被北伐军抓起来砍了头，王国维听说之后惊惧不已。甚至和当时的同事陈寅恪、吴宓等商量逃往国外，陈、吴等人踌躇，王国维就深夜枯坐，常常泪流不已。由此可见王国维对北伐军的侮辱，骨子里很畏惧。这就可以解释那句“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话了。自古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两年前“北京政变”王国维已经被职业军人冯玉祥“侮辱”了一次，现在又要面临被国民党北伐军“再次侮辱”。惊惧忧虑之中，想到皇帝溥仪的遭遇，以及有君无臣的处境，上不能报君恩，下不能保自我，王国维一介书生，无力回天，唯有一死。王国维在死前就已经写好了遗书，交代家人将书籍藏品等托付给陈寅恪和吴宓处理，可见王国维自杀，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王国维效法屈原殉国尽忠，投湖而死，依然是封建文人忠君之事的做派。

第二种观点，也是学界比较能接受的观点就是“以死殉道”，不忍见到中国文化日渐衰微的悲怆结局。这一观点是王国维的好友及同事陈寅恪、吴宓等人的主张，与其说是解释王国维自杀的原因，不如说是对他在中国国学文化上做出的贡献的一种褒奖。在陈寅恪眼里，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国学大儒，兴的还是“为长者讳，为尊者讳”的那一套。其实陈寅恪一开始也认为王国维的死是“殉清”，这样的愚忠，未免显得荒唐。清朝早就覆灭了，剩下一个逊帝溥仪，翻不起什么大浪。陈寅恪留过洋，没有王国维那一套忠君之事的封建思想，因此在给王国维写墓志铭的时候，着意在“以死殉道”上褒扬了王国维一番，算是为他在学界正名，美化了一番。陈寅恪在挽词中写：“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是以静安先生不得不死，此说一出，时人纷纷赞誉。王国维之死，乃是为日渐衰微的中华文化殉道，不知比“殉清”高出了多少个层次，这才是国学大儒的襟怀。话虽然说得好听，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王国维是殉道，是因为文化衰微而自杀，那么他在当时的最高等的清华学府执教，为传承中国文化培养人才，岂不是比自杀更有意义？何况文化衰微，和“义无再辱”又有什么关系？另外道听途说的观点就是死于对现实的惊惧，故友罗振玉逼债，妻妾出轨等。种种猜测，首先来自于末代皇帝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那本书中的胡编。溥仪说王国维早年因为家里穷困，得到故友罗振玉的不少赈济，在日本期间，王国维一家人的开销，几乎都是来自于罗振玉的资助。后来王国维和罗振玉不和，罗振玉追讨旧债，王国维还不上钱，悲愤交加，被逼投湖而死。王国维的葬礼，是罗振玉主持的，如果罗振玉逼债导致王国维自杀，他有有何面目主持故友的葬礼？溥仪之所以这样胡编，不过是为了逃避责任。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溥仪写自传的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溥仪被特赦，早就不是什么末代皇帝，已经成了一介草民，惶惶不可终日。人家要他解释一下老师自杀，溥仪能不推脱责任吗？余者如妻妾出轨导致王国维自杀，更是无稽之谈。五十而知天命，一代国学大儒，岂能为了儿女情长的事情投湖自尽！综上所述，王国维之所以义无反顾地跳进昆明湖自杀，比较靠谱的推测就是“以死殉国”。他既怕北伐军打进北京城，将他们一帮前清遗老拉出去砍了头，又心忧在天津避乱的主子溥仪皇帝被北伐军抓住，凌辱一番。皇帝受辱，做臣子的还有什么颜面活下去？所以王国维惊惧之中，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转身就跳进了昆明湖，两分钟之后气绝身亡。

为国殉道，可悲可叹

一代国学大师，就此告别红尘，告别了那个充满血腥、苦痛和悲伤的世界。

家事与国事纠结在一起，使得他实在无法应付，他的个性又偏于内向，不易于排解，于是就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王国维，中国近代的国学宗师，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极深的造诣。王国维把西方美学及文学理论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相融合，创造了全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及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他的作品《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在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向朋友借了五元钱，乘坐人力车来到了颐和园，于昆明湖中投湖自尽，一代国学宗师，就此陨落。对于王国维自杀的原因，学术界有颇多争议，基本总结下来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被罗振玉逼债致死，罗振玉也是一位近代的国学大师，是中国现代农学和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同时也是王国维的老师、朋友和亲家。逼债致死的说法记载在溥仪所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王国维曾欠下罗振玉巨债，后来被罗振玉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再三逼迫，最后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国学大师走投无路，只得一死了之。不过这种说法溥仪也是被特赦后听人所说，不足为信。王国维与罗振玉亦师亦友，相交一生，就算有些许罅隙也不至于如此无情。王国维死后他的丧事都是罗振玉一手操办，也证明了这一说法可信度不高。

第二种说法是文化总崩溃，是说当时已经出现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总崩溃迹象使得这位国学大师无法接受，绝望之中选择自杀。第三种说法是多钟因素说，是说王国维博采众长，身上集合了儒家、道家、佛家、尼采等诸多消极悲观的东西，这些文化汇集在他的脑子里，使他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极度的痛苦，无法自拔。以上两种说法有些过于虚妄，无论是中华民族文化崩溃还是多钟悲观文化汇聚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王国维突然的选择自杀，必然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使他感到活着已没有任何希望可言。

比较有说服力的是第四种说法：殉清说。王国维是满清王朝的坚决拥护者，对大清朝忠心不二。在清朝末年他便出任过学部总务司行走，辛亥革命后他与罗振玉流亡日本，过着亡命遗臣的生活。到了1923年，清废帝溥仪诏他为南书房行走，对此王国维感激涕零，常伴清废帝左右，尽心竭力的为小朝廷办事。当时清华大学筹办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担任院长，王国维推辞不就，后经溥仪劝说才前往担任教授。

从左至右：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命溥仪迁出紫禁城，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在溥仪避居日本驻华使馆之后，他就向溥仪上了一封“敬陈管见”的奏折，表达了对民国的极端仇视。逼宫事件之后，王国维还曾与罗振玉等满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后因家人严密看护而没有成功。

王国维自杀后人们在他上衣的口袋中发现了他的遗书，上面写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其中所谓只欠一死，便指的是在逼宫事件发生当时，他就应该投水殉清，却被家人阻止，因此“欠”了一死。后面义无再辱的“辱”，明显也是指的清帝被冯玉祥逼宫一事。

王国维自杀当天曾经向清废帝溥仪上了一封遗折，表达了他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的愤懑之情，满心痛苦之下，只有自杀以殉清。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说那封遗折字迹工整，但不是王国维的手笔，而后来文史研究者将这封遗折与王国维以往的奏折相比对，确认字迹是相同的，可见遗折确实是王国维亲手所写，那么自杀以殉清的说法，也就更加可能是王国维自杀的真正原因。

后世也认为，当时国民北伐军攻打至河南，全国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王国维感到满清复辟的幻想已经破灭，万念俱灰之下选择了自杀。

作为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的王国维，1927年6月2日在北平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而死。震惊了当时的文化界。对此，人们纷纷发表自己看法，为什么王国维的会投湖而死。概括起来，有近十种死因说法。有“逼债说”、“由于国家没有研究机关而致死说”、“《殷虚书契考释》出王代撰说”、“受罗振玉影响说”、“不问政治说”、“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说”、“因病厌世说”、“受梁启超排挤说”等等。但笔者认为以下两种原因和王国维的遗书之说比较接近和有说服力。

一是梁启超对王国维评价，说是王国维的性格使然。梁启超说:“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

二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对王国维评价则，说他“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比较中肯。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三是王国维写给儿子的遗书中说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也说出了他投河自尽的理由。他的遗书内容是这样写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这是笔者给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