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四种方法

1、自治：各宗族管理好自己的族人。这样一个村根据以上自治，会形成乡村自治的村规民约，村叫规，民为约，就是自治。自治也是伦理与品德的表现：规矩、教养、温度，没有具体的法律与尺度，是自己心灵深处对自己的约束，这叫“头顶三尺有神明”，也叫报应与因果。

2、德治：遵循本心，顺势是德。《荀子，非十二子》：“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德是建立在自治基础上，是乡村自治有效之果。我们常说，村规同样是建立在民约基础之上。德治是乡村文明最高境界。我们说以德治国、德行天下、德高望重、以德服人，都是德的价值。德包含法律，可是法未必包含道德。

在乡村，品德高尚之人才能任为村干部，才能推为乡贤或族长、祠长，表达方式：某某人不行，品德有问题，此人道德败坏。

3、法治：乡村与城市一样都是法制社会，在乡村每一个人都知道杀人要偿命，要进大牢。现实社会中，因为农村地域偏远，荒山野岭，人口众多，民族多样，宗族强盛，封地与战争，法制与圣旨根本不能够普及偌大的乡村。久而久之，法退于德之后，这就是熟人社会产生自治。在中国乡村做坏事的人极少，做大牢的人上不了家谱，也入不了祠堂，还有可能会引起削宗（取消在宗祠的资格）。所以中国农民很少触及法律，他们的矛盾绝大多数会在宗族之间、宗祠之间去调解。生活中的乡村绝大多数的矛盾都是道德与伦理之间，不会触碰法规的底线。严重的也最多请县太爷来断个是非。生活中表达方式：“找死，你想进大牢”，也有“谁怕谁，大不了吃一颗枪子”。从这些语气来看，做坏事是知道要出大事。

4、宗治：这是中国乡村最常见的形式，有村必有庙，有家必有祠，祠堂在乡村就是农民处理日常事务、红白喜事、生老病死的机构，今天村委会与祠堂的功能有一些重叠。民俗中常说：“有人就有事，有事就进祠”，故中国乡村所谓乡村自治，基本就是宗祠事务。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以宗族祠堂为中心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黎民百姓常常会说：“要好好做人，不然对不起列祖列宗”，家训与家规都是自治重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