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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东部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汉奸)举行暴动,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实际上是成立汉奸政权。11月25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国民党政府特派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当时兼任滦榆、蓟密两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0余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这就是“冀东事变”。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策动阎锡山、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借“自治”的名义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而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允许华北脱离南京中央政策管辖而宣布“自治”,又慑于日本的威胁,在日军的压力下,南京政府于1935年11月26日取消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2月18日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虽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对它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实际上成为变相的“自治”,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
华北事变表明,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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